在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一直是一個難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尤其如此，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市場和法治不完善、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等現實。在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提出加快經濟體制改革，“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這一會議精神為進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切實改善營商環境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當前和過去一段時期，改善營商環境和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最大阻梗之一，就是政府過多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一些民營企業家反映，雖然企業的產權是自己的，但是企業的注冊、開張、運營和管理，無一不受到工商、消防、衛生、安監、環保乃至街道等無數個部門的嚴格管制。企業得罪任何一個有關部門，都將難以生存。
在一個政府管制太多、權力又缺乏有效制約的環境下，企業只能貼近政府，商人只能投靠官員，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政企合謀乃至政企傷害現象，從而扭曲了政商關系，惡化了營商環境，也阻礙了經濟發展。
因此，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其實就是強調政府要放手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打個比方，政府就是國際奧委會，協會就是各大專項體育組織，企業就是運動員。
一方面，運動員是比賽的參與者，政府不能代替運動員參賽，更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否則就無法保證公平的競爭。另一方面，政府是比賽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但政府未必需要制定所有比賽規則。很多專業性賽事的比賽規則，可以由各大專項體育組織（例如國際田聯或國際足聯）來制定，政府只要進行監督和認可就行。因此，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不要只看到政府和企業的角色，還要高度重視社會中介組織的角色。
1992年，中國正式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了二十年多的發展歷程，中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培養了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民營企業，逐步構建了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和政府監管體系。
因此，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當下，政府應該有決心、有定力、有信心進一步做好“放、管、服”工作，讓企業的歸企業，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從而為“改革開放再出發”奠定良好的制度環境。具體來說，可以在如下幾個方面推進。
第一，政府要繼續減少不必要的審批。中央推行“放管服”改革以來，減少了一大批審批事項，要再接再厲。所有的審批都是管制行為，都意味著較大的權力，都可能產生一定的尋租空間。要審查審批的必要性，凡是企業自己能做好的事情，或者市場能夠規范的事情，政府就沒必要審批。例如，一些地方規定民營企業的項目也要公開招標，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民營企業作為市場主體，自負盈虧，自己有動力去減少成本和提高利潤，何須政府操心具體的項目管理？
第二，政府要減少對各類標準的制定。雖然政府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審批項目，但是一些部門仍然掌握著大量的行業標準的制定權限。企業不符合標準就不能正常運營，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審批。由于政府部門考慮的目標是風險最小化，而不是成本最小化，因此政府部門直接制定行業標準的結果，就是本來應該是企業最低門檻的行業標準變成了最高門檻。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讓行業協會主導標準制定，政府部門予以認證認可。
第三，政府要減少對企業的各類補貼。企業的大部分生產和投資活動都是追求市場利潤的，除非涉及明顯的正外部性，否則不需要政府補貼。大量的政府補貼政策不僅扭曲了企業的市場激勵，產生了不公平競爭，而且為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創造了腐敗機會，不利于形成清白的政商關系。
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種“零壓力”的市場環境，讓企業不需要政府的時候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當企業遇到困難時政府隨時都在身邊。因此，好的政商關系類似于飯店和顧客的關系。顧客想在家里吃就在家里吃，想去飯店吃就在飯店吃，但是要文明用餐。政府要相信企業能吃好自己的飯、端好自己的碗，沒必要規定企業吃多少飯、吃什么菜。
總之，政府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所說的，“要打破各種各樣的‘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在市場準入、審批許可、經營運行、招投標、軍民融合等方面，為民營企業打造公平競爭環境，給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充足市場空間。”
來源：鳳凰新聞網
